介子推的 “大局担当”
介子推的 “大局担当”
介子推,又名介之推。《左传》里有“介之推不言禄”故事——晋公子重耳历经劫难流亡国外19年之后回国当国君,即晋文公。晋文公登基时,赏赐随从流亡人员,其中,介子推没有上门求赏,晋文公的禄赏也没有惠及他。介子推认为,晋文公当国君是人心所向、天意为之,不是“求赏者”的随从流亡所促成,求赏争功是一种不义的欺骗行为,晋文公在此事上也有滥赏之嫌。母亲曾劝介子推也像“求赏者”一样上门索求禄赏。介子推拒绝说:“我斥责这种行为是罪过而又去效仿它,我的罪过更重啊!况且我已说出滥赏的埋怨话语,就更不应该吃俸禄了。”母亲又劝其至少得让晋文公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吃了亏。可介子推还是拒绝,说:“言语,是身体的装饰。身体将要隐居了,还需要装饰它吗?这样做是乞求显贵啊。”劝说无果,介子推偕深明大义的母亲归隐至死。
“不言禄”致“禄亦弗及”,介子推想到的不是个人得失,而是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。他首先肯定晋文公的正统名分,其次批评求赏争功有悖良知正义,接着指陈滥赏之失,最后表明不与“求赏者”同流合污的鲜明态度。作为随从流亡人员,介子推拥有索求禄赏的“疑似正义理由”,可他选择放弃,即便母亲二度劝说。在名利唾手可得的诱惑面前,介子推不是趋之及之、甘之若饴,而是以大局为依据,以正义为准绳,反躬自省,慎独自律,让自己的言行符合作为臣僚属下应有的担当要求。介子推不言禄,与其说是对名利诱惑的自律抵制,不如说是坚定信仰和对心中规矩的虔诚呵护。这在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的封建拜金时代,尤显难能可贵。
时代发展到今天,物质极其丰富,文明高度发达,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进程中,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能做到服务大局、恪尽职守、勇于担当、廉洁自律,可也有一小部分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、思想觉悟、道德品质依然落后,赶不上时代的召唤与要求,以至于难望封建高洁士大夫之项背。这些党员干部知觉意念中,大局意识、国家利益、担当精神有如“浮云”,纪律规矩是专为别人、不为自己丈量的“尺子”。他们惯常以自我为中心,大局担当被抛诸脑后,做出一点儿成绩就居功自傲,沾沾自喜,忘乎所以,甚至不惜夸大其词、自我宣扬以博取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回报,大有“非我能谁”的轻狂;失势时,满腹牢骚,抱残守缺,满怀人走茶凉、暮云残霞的恋权心态;贪腐落马后,怨天尤人,惨惨戚戚,摆出一副蒙冤受屈的面孔。
康德说过:“世上最使我震撼的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。”头顶的星空自有其相对恒定的秩序布局,其间星斗各安其位不逾矩;心中的道德律作为尊礼尚贤的“文明内驱力”,是现代文明人臻于至善的精神品质。
震撼于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,就是现代文明人对“组织”的崇尚、信任和对纪律规矩的尊重、敬畏。然而,在名利诱惑面前,总有一些现代文明人缺乏大局担当意识,缺失纪律规矩敬畏,居功自傲,跟组织讨价还价,将组织信任当做投机钻营、贪图逸乐的权力寻租“掩体”,乃至最终陷入身败名裂、后悔莫及的结局。
与此相反,金子早晚都会发光。介子推在冷遇面前,以大局大义为重,不给“组织”添乱,不愠不怒,心静如水,终获晋文公“以绵上为之田,以志吾过,且旌善人”的封赞,以及千古廉介之士的美名。而古往今来,不为名利所动、坚守清廉净土终获千古美名者大有人在,有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不改其乐”的颜回,有离任时将黄牛所生牛犊留在原任地的“留犊县令”时苗,有抛家舍业、隐姓埋名、30多年如一日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黄旭华,有心中有党、心中有民、心中有责、心中有戒的“四有”书记谷文昌……
无论封建时代的文臣武将,还是当今时世的党员干部,铁肩担道义,丹心写华章,于古如是,于今亦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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